農村再生條例的「事件」反思

最近的「農村再生條例『事件』」
似乎有1980年代末到90年代社會運動再起的「意味」
「意味」意味的是議題從政治方面上的轉向
「意味」意味的是運動路線的轉變
「意味」意味的是野百合世代的交替
姑且稱之為「稻米世代」的浮現

雖說事情總要有人喚起
總要有人做
也樂見如此
只是對照此起彼時的心境
不知怎麼只存旁靜冷觀的心境

前陣子輾轉認識一位友人的好友
搞工運出身
後學法律現教法律
聽他興緻昂然說著他正準備首教台灣半世紀以來的「勞動史」時
冷不防問了他
做工運研究也算搞工運嗎
（同樣，沒有腳踏土地從事農事，具多少農運正當性的色彩）
他認為應不衝突
畢竟沒有代表性至少也維持個正當性
問題沒法解決
但至少讓它一直是個需要被關注的問題
想想也算是種策略吧
總比純粹消費還稍具社會正義感

這番說法讓我稍釋懷
因這陣子總會掉入類似
「不是弱勢，如何替弱勢發聲」
能做盡力去做
做不到起碼要能關懷

記得當時半開玩笑說「我已被收編」
之後反想或許該說是對「這個國家」的不信任感
而當不能對他怎麼樣時
就選擇抱持靜觀
或說
做些更該要面對的事吧